我们起初总是利用这一情境以便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能帮助我们掌握这种情境。我们成功地把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转换成一种病态爱恋的状态，这难道不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这一经验必然不可动摇地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一部分不正常的性生活构成了神经症的基础，这一发现使我们再次有了坚实的立足点，能够大胆地把这种爱恋本身当作分析的对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一种情况，作为分析对象的爱恋并不是在每一个实例中都表现得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清楚，那样暴露。为什么呢？
我们很快就能搞清楚的。患者的爱恋中纯感官的、敌视性方面越是想表现自己，患者对它们的反抗就越强烈。
他就在我们的眼前同它们进行斗争，试图把它们压抑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真相。患者是在以爱上分析者的形式重复他曾经经历过的精神体验；他是把他头脑中现存的并与他的神经症关系密切的精神态度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他还在我们的眼前重复他生活中被遗忘的那一阶段的全部历史。
因此，他真正向我们展示的是他个人生活历史的核心部分：他是在明确而又主动地再现这一内容，仿佛此时此地正在发生，而不是他在回忆。
这样一来，移情的谜就解开了，分析工作就能继续进行下去——在本来似乎是对分析工作的一大威胁的这种新局面的帮助下。
“这真是太巧妙了。
可是患者真的这么容易相信自己并不是爱上了什么人，而只是被迫重演一出旧戏吗？“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一条件了。c纵“移情”
的全部技术就在于导致移情产生。
正如你所见到的那样，分析治疗技术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最大极限。在这儿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试图以抑制或忽视移情的方法来躲避困难将是愚蠢的，因为在治疗中所做的其他任何事都不值得被称作分析。每当患者的移情神经症的种种麻烦一出现就把他打发走，也是同样没有道理的，而且还是怯懦的表现。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念咒招来了鬼怪，等它们一露面又连忙逃之夭夭一样。
诚然，有时除了避而远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有些病例中，我们无法驾驭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移情，因此分析只好中断。但是我们至少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同这些邪恶的精灵进行一番搏斗。
屈服于移情的要求，去满足患者情感上和感官上的欲望，不但受到道德观念的正当禁止，而且也完全不能充当达到分析目的的技术方法。要想通过使神经症患者能够不加修正地再现他头脑中现成的无意识铅版的方法治好神经症患者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们想要同他达成妥协，向他提供部分的满足，以换取他在分析中的继续合作，我们就必须提防不要陷入那种可笑的境地，就像让一个牧师去说服一个病人信奉他的教义那样。结果，病人对他的说教无动于衷，而这位牧师最终必然只好放弃努力。解决移情情境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情感追溯到患者的以往经历，或者是像亲身经历的那样，或者是像他通过想象力中的愿望满足行为所描绘的那样。这就要求分析者具有高超的技术，极大的耐心，并保持头脑冷静，善于自我克制。
“你认为神经症患者是在哪儿体验到这种移情爱恋的原型的？”
在童年时代，一般都是通过同父母中一方的关系体验到的。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把这种最早期的情感纽带看得多么重要。所以走到这一步。整个分析过程也就到头了。
“你终于讲完了吗？
我对你所讲的这些还有一点糊涂。
我只想再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从事分析工作所必需的技术怎样以及从哪儿才能学到？“
目前有两个教授精神分析学的机构。
一个在柏林，是由那儿的精神分析学会会员迈克斯。埃廷根医生创建的。另一个是由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用自己的资金、作出相当大的牺牲创办起来的。这两个机构的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同这一年轻的事业所存在的许多困难相比，还是相当有限的。
眼下伦敦的精神分析学会正在那儿开办第三个训练机构。由欧内斯特。琼斯医生负责。
在这些机构中，接受训练的学员自己也要充当分析的对象，还要接受理论指导，听教师讲授一切对他们起到重要作用的课题，当他们获准初次尝试对一些比较轻微的病例进行分析时，他们能得到资历更老、经验更丰富的分析者的直接指导。
这一训练大约需要两年时间。
当然，结束这段训练时间之后的学员也还只能算是一名新手，还不能充当老师傅。
接下去所需要的经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必须通过精神分析学会中青年会员与老年会员之间的交流思想而获得。分析活动的准备工作也决不是如此容易，如此简单的。
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
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通过了这门教程，只要他已经分析过自己，只要他掌握了今天所能教授的关于无意识心理学的一切知识，只要他熟谙关于性生活的这门科学，只要他学会了复杂而又精细的精神分析技术、释梦技术、征服抵抗和c纵移情的技术——只要他具备这一切素质能力，他就再也不是精神分析领域中的一个外行。
他可以对神经性疾病进行治疗，而且总有一天能够在这一领域获得这种疗法所能提供的一切成果。
六
“你已经费了很大功夫给我讲解精神分析的性质，以及成功地从事分析工作所必需的知识。这太好了。听你讲解是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害处的，但是我还不知道你希望自己的解释能对我的判断力产生什么影响。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毫无异常之处。
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分析是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特殊的方法——是医学的一个专门分支。一个选定医学的某一专门分支作为主攻方向的医生，不满足于在学校为获得文凭而接受的教育，这在其他情况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如果他打算在一个较大的城市开业行医，以便仅靠这一途径就足以维持生计的话。任何一个想要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会设法在一个外科诊所工作几年，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也都一样——且不说精神病医生，他们也许始终不能脱离公立医疗机构或疗养院。
所以精神分析领域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任何一个决定从事这一新的医学专门分支的人在完成学习之后，总会愿意在某一所学院继续接受你所说的那两年训练的——如果真的需要那么多时间的话。
他后来也会意识到，与精神分析圈子里的同行们保持联系是对他大有裨益的，因此一切都将顺利进展。我搞不懂这里有什么必要探讨外行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如果真正能够像你代表他许诺的那样做，那当然谁都会欢迎他的。在我看作弟子的那些人当中有五分之四都是不折不扣的医生。但是请允许我向你指出医生与分析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发展的，而且还会怎样继续发展。
医生并没有独占分析专利的历史依据。
相反，直到最近为止他们始终是以一切可能损害分析的手段——从最浅薄的嘲弄到最恶毒的中伤——来对待它的。你完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回答说这已经属于过去，不见得会影响将来。我同意，但是我所看到的将来恐怕同你预见的并不一致。
请允许我改变“庸医”这个词的法定意义，而赋予它应有的意义。
根据法律，庸医就是没有证明他是医生的正式文凭而给患者治病的人。
我倒愿意提出另一个定义：庸医就是没有从事治疗工作所必须的知识与能力而给患者治病的人。以这个定义为立足点，我冒昧提出这样一个见解：在分析领域构成庸医主力军的就是医生——这一情况不仅限于欧洲国家。他们常常是没有学过也没有理解分析疗法就从事分析治疗工作。
你一定会反驳说，这样做从良心上说不过去，你没法相信一个医生竟能这样做，不管怎么说，一个医生毕竟懂得医学文凭并不等于许可证1。患者也决不是违法者，我们时刻都应相信医生总是真心诚意想要治好患者的病，即使他也可能犯错误——但是你这样反驳是没用的。
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希望他们确实像你所认为的那样。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一个医生是怎么可能在精神分析中采用一种他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会小心避免的方法的。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一个医生在医学院所接受的训练同他后来从事精神分析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是多少相对立的。他的注意力被引到了有关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方面的各种可以客观地考察清楚的事实上，而医疗的成功正是取决于这些事实的正确鉴别和合理影响的。他对人生问题的考虑完全局限于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范围，亦即通过那些在无生命本质中也能观察到的力量所起作用来解释的内容。生命现象的精神方面引不起他的兴趣；医学并不涉及对更高智力功能的研究，这种研究属于另一学科的任务。
只有精神病学可以处理精神功能的紊乱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以什么方式、抱着什么目的来处理这一问题的。它是要寻找精神疾病的r体成
1即并不等于给他私人开业的执照。
因，并像对待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它们。
精神病学这样做并无不当，医学教育显然也非常出色。
如果有人把它说成片面，他就必须首先找到他据以指责这一特征的立足点。
每一门科学本身都是片面的。
它们必须如此，因为它们都把自己局限于特定的课题、特定的观点和特定的方法。抬高某一门科学以贬低另一门科学，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根本不愿这样做。归根到底，物理学不能抹杀化学的价值，它既不能取代化学，又不能被化学所取代。
精神分析学作为研究无意识心理的科学。
无疑是特别片面的。
因此，我们不能对医学科学拥有的片面权利表示异议。
如果要从科学的医学理论转到实用的治疗方法，我们只需要找到我们所寻找的立足点就行了、一个病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他会使我们想到，即使是那么难以把握的精神现象也是不应该从生活的图景中抹掉的。
确实，神经症患者是复杂得令人失望的人，无论是治疗学还是法学和兵役制都是一样，对他们无可奈何。
但是他们还是存在，需要医学对他们特别的关心。
然而医学教育对于理解和治疗他们却是置之不理，完全置之不理。从我们区别为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来看，我们可以指望有一天从有机生物学和化学通向神经症领域的知识道路能畅通无阻——更希望它们能互相产生影响。
这一天似乎仍然很遥远，目前我们从医学的途径还无法触及这种疾病的真相。
倘若医学教育仅仅是本能在神经症领域给医生们指出方向，那倒还可以容忍。可是它所做的不仅仅是如此而已，它还给医生们灌输了一种虚假的、有害的态度。
对于生命的心理因素没有产生兴趣的医生往往容易低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并把它们斥之为非科学的现象。
正因如此，他们就不能真正严肃地看待同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的任何现象，从而也认识不到他们在这方面应尽的职责。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外行一样陷入了对心理研究缺乏重视的境地，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任务简单化了。——毫无疑问，既然神经症患者也是病人，也来向医生求医，他们当然必须得到治疗。
医生应该随时乐意进行一些新的试验。
但是何必自讨苦吃去做这种费力而又乏味的事呢？
我们可以应付自如，谁能说得准他们在精神分析学院教授的内容有没有用呢？——对这方面的问题了解得越少的医生就变得越大胆；只有真正了解实情的人才会谦虚，因为他深深懂得自己的知识是多么欠缺。
由此看来，你为了安慰我而提出来的分析专门性与医学其他分支专门性之间的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外科、眼科等等医学分支说来，医学院本身提供了进一步教育的机会。
分析训练学院数量少，历史短，也没有权威性，医学院始终不承认它们，并对它们置之不理。
年轻的医生一直都不得不极大地信赖自己的老师，以致很少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因此，要是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一个尚无公认权威的领域里充当一下评论家，他们自然会高兴地抓住不放。
他们以精神分析医生（其实是庸医）的身分出现还有其他的好处，如果他们试图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眼科手术，他们的白内障摘除术和角膜切除术就会失败，病人就再也不上门来诊，他们的冒险生涯也就很快告终了。
从事分析治疗却较为安全。公众已经被眼科手术一般都能成功的事实娇惯坏了，因此总是指望手术后能够痊愈，但要是一个“神经症专家”未能使病人恢复健康，谁都不会感到惊讶的。人们还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娇惯坏：神经病专家至少“在这种疾病中花费了很多心血”，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听天由命，或者只好走着瞧。
就拿女人来说吧，首先是来月经，然后是结婚，接着是绝经，最后就是死亡，一劳永逸。而且，精神分析者对神经症患者所作的医疗工作也是那么不明显，以致没法找到指责的理由。
他治病不用医疗器械，也不用药。
他只是同患者谈话，试图通过谈话向他灌输什么或者使他发泄出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尤其是如果分析者避免触及令人痛苦、令人不安的话题的话。
一个在医疗中不拘泥于课本知识的分析者无疑不会忽略改进分析方法的尝试，总会努力拔去分析的毒牙，使患者不对此感到讨厌，不过他应该停留于这一步才是明智的。因为他要是真的敢于唤起患者的抵抗，却又不知如何对付它们，那说实在的，他就真的会使自己不受欢迎。
为了诚实起见，我不得不坦率地说，一个未受训练的分析者对他的患者所能造成的危害要比一个技术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小。分析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充其量只是使患者白费精力和费用。延误或减少治愈的机会。再进一步说，分析疗法的名声当然也会降低。这一切都是极不理想的，但是同外科庸医的手术刀所带来的危险根本不能相比。根据我的判断，即使是拙劣的分析治疗所造成的病情严重加剧或持续加剧也不必害怕。过一段时间这些不良的反应就会自然消失。同触发疾病的生活创伤相比，这一点点失误算不了什么。事实无非是，以不合适的方法试图治愈，因而没有给患者带来益处。
“我一直在听你谈论分析中的庸医，没有打断你，不过我倒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你好像难以克服对历史解释中的医疗行业的敌视态度。但是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要从事分析，那就应该由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来从事。
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这种训练吗？“
我想大概是这样。只要医学院对分析训练机构的态度保持不变，医生们就难以抵挡贪图方便的诱惑力。
“不过你好像始终是在有意避免直接表达对外行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的推测是，因为不可能阻止想要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说是出于报复而想通过剥夺他们在分析中的垄断权并把这一医学活动向外行敞开大门的方式来惩罚他们。“
我没法说你是否猜对了我的动机。也许以后我能向你表明一种更不偏激的态度。
但是我仍然强调这个要求：凡没有经过特定训练获得分析权利的人都不应从事分析工作。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医生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那么你究竟要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呢？”
我还没有考虑到那一步，而且是否会考虑到那一步我也还说不准。
我倒想跟你讨论一下另一个问题，并首先触及一个特殊的要点。据说当权者在医学界的煽动下想要彻底禁止外行从事分析治疗，这样的禁令也会影响到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界会员，而这些会员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已在实践中大大完善了分析技术。
如果这一禁令付诸实施，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有一些人被剥夺了从事某种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们能够完成得很好的活动的权利，而另一些无疑也具有类似把握的人却可以自由从事这同一项活动。准确说来，这不是法律应该产生的结果。然而，这一特殊问题既非十分重要，也非难以解决的。涉及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们很可能会移居到德国，在那儿没有法律会阻止他们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公认。只要希望使他们摆脱这一禁令，减轻法律的严厉程度，根据一些众所周知的先例那是很容易能做到的。
在奥地利帝国，允许一些臭名昭著的庸医亲手从事某些领域的医疗活动——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真实能力——是经常发生的事。
这类人大都是农民行医者，他们的推荐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