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瀅别无选择，只有实话实说，不然如果被皇帝发现自己有脚踏两条船的二心，能不能在本朝善终很玄。他在永乐朝做官二十年，除了密查建文这件事上有一些苦劳、在朝政上乏善可陈，却做到了尚书位置，此时的内阁还没有实权，官僚最高的实权位置就是六部尚书了，他可谓是位极人臣，所赖者无非是皇帝信任。退一步并不一定海阔天空，说不定背后是悬崖啊。
果然朱棣听罢神色略松，又追问道：“你认为会不会是那些旧人在背后使坏？”
胡瀅道：“老臣以为有这种可能，皇上文治武功，四夷无不归附、天下无不安居乐业，万民皆求皇上万寿无疆，心怀歹匕者鲜也。”
“这事俺就让你来查，在三司法挑几个人、在礼部挑几个你用起来顺手的，定要查出是不是那些人还没除干净。俺叫曹参传旨下去，你要什么卷宗、提审什么人，叫他们都与你方便。”
胡瀅干脆地答道：“臣谨遵圣旨。”
朱棣提到建文的旧臣都不用诸如乱党逆臣之类的称呼，虽然成王败寇是铁律，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给建文安上乱党的由头，毕竟人家的位置是太祖朱元璋的意愿，相反朱棣自己才是逆臣，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阴影一直在他心里缠绕了二十余年，成为他的心病。为此他做了很多事，如在史书里将建文的年号删掉，试图消灭那几年的时间；派大明舰队远征最起初的目的也有这件事的因素。仿佛每个人都有一块心病，连强大的朱棣也未能免俗。
密谈了没多久，胡瀅就从乾清宫走出来，明媚的阳光重新照耀在身上，他却没有感觉宽敞舒心，相反他觉得步子愈发沉重。
这回召见的谈话内容也就只有宦官王狗儿等少数内侍知情，外面却不知道谈了些什么。皇帝找外臣密谈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正事都应该是正大光明的，至少参与决策的一个圈子应该知情；而胡瀅是少数人之一，他每次回京都会被皇帝密召，有时候连近侍都不知情。
不过此事是瞒不住，因为他要找人辅助办事，要去干涉司法，显然是奉了皇帝旨意。
构陷汉王究竟是不是太子本人或者他身边近臣的意思？如果确是，胡瀅感到压力很大，事情就会变成头尾不能相顾的局面；假如只是几个人为了表现自己才上那几道奏疏、太子并没有放弃隐忍低调，那这事就好办多了，不过给太子那边的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是难免的。有朝一日，太子本人对自己的感官是一回事，他身边那些信任的官吏又是一回事，影响也很重要。
胡瀅回到礼部衙门没顾得上权衡，先着手风风火火地办起事来，既然已经答应了皇帝就不好怠工。他先在礼部找来副手王启年，此人是批注官，因为当初提拔他为正五品礼部员外郎时那个位置上已经有人了，所以就批注一个位置，平时很少管礼部本衙门的事，一开始是负责联络僧録司那边的排查工作，后来成了胡瀅的助手；按理礼部侍郎才是他的副手，但侍郎管不了密访“张真人”的事，王启年才是这里面的一个角色。
王启年先修书都察院、刑部、大理寺派人，之后胡瀅才组建合审案子的人马。胡瀅觉得自己这边的官员只有王启年不够，就想另外再在礼部找一个，一时真不好挑人，衙门的官员只有那么一些，还有一批心腹却在地方上负责暗查却不在京里……左右一想，胡瀅忽然想起一个人：于谦。
想起于谦，他突然就来了灵感，觉得这事还不到收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仍有破解。方法就是安排一个东宫那边不显眼的官员进来。
这时胡瀅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他从来不是一个把事情做绝的人。想当初，永乐帝找个由头派他到南京监视太子，这完全是一件得罪人的事儿，他和其它官员一样每天上朝，结果别人当面说胡大人的差事完了就赶紧走罢。胡瀅依然赖着把样子做足，然后回到皇帝身边密奏了太子勤勤恳恳没有出格的地方；那次皇帝回南京之后少见地没有责骂东宫的人。一时间胡瀅不露痕迹地把两头都处理好了。
